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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城市生活:住处不等于住所

2015-08-06 09:06:23  来源:  新华网思客

    在我们的城市中,各种居住生活贫困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他们正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学习、纳税、求学、求医或者寻找新的生活机会,他们是如何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

    

    住处化的居住贫困≠住房化的居住贫困

    尽管城市居住贫困者的居住需求与人生处境各有不同,可是他们始终在解决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为自己和家庭寻找一个恰当的住处。他们寻找的住处,不是城市发展主义逻辑下的产权住房,而只是允许他们容身,躺下来休息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棚户、违章建筑或者“违规违法”出租的群租房,内部狭小、拥挤、缺少私人空间与隐私;这个地方可能是被挤占了的或者转换了功能的空间,比如求职公寓、家庭旅馆、浴室、胶囊房、集装箱、网吧、24小时快餐店和便利店、各种夫妻老婆式的小店、甚至厕所、公园等等;这个地方有可能只容得下一张床, 这张床还很可能为多人共同使用;这个地方还可能是城市里任何旮旯的地方,高架下、桥洞、车站、商铺屋檐下、拆掉的动迁房、公园凉亭、或者就是广场、绿地和马路边。

    这些地方,被排斥在产权住房体制以外的城市居住者占领,力度再大的城市整治都不能将之清理干净,清理之后必然迎来新一轮的占领。

    显然,城市居住者经历着的“住处化的居住贫困”有别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们、经济学家们以及绝大部分社会科学者们所表述的“住房式的居住贫困”。 自从住房产权化后,住房的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购买产权住房成为城市居民满足稳定居住生活需求的不二渠道。在权力者眼里,“居住贫困” 问题是住房化的,表现为私有产权住房的短缺。因此,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以促进城市间梯度式的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然而,上述行政措施均没有碰触与解决现阶段居住贫困的核心。恰恰相反,上述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制造着更多的“住处化的居住贫困”。

    个体间普遍存在着居住生活救助

    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在城市流动人群中,普遍着存在着“借住”、“蹭住”、“寄居”等形式的居住生活救助现象。这是在没有住房资源、在租赁房和旅馆等居住市场也缺乏支付能力的人们能够免于流落街头的主要原因。

    社会成员间的互助行为、支持网络,历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之中,被认为是人们建立、维持生活秩序的基本条件之一,尤其被视为一些社会的“自生的社会秩序”最为典型的构成条件之一。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两个居住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大部分受访者都将自己得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和住处的生活现状,归因于得到了亲友的帮助,包括初到城市时的落 脚地,以及各种情形下的“借住”“蹭住”“寄居”等。二是在流动群体中,许多人过着多人共租一室、甚至多人共用一个床位的居住生活。在这种极其艰难局促的居住生活中,他们普遍结成以“共租”、“合住”形成的共生共益的协作关系。

    与活跃的个体间的居住生活救助相反,以这些居住贫困群体为对象的公共性居住救助服务严重缺乏。除了政府设立的各种救助站,主要负责临时性的救助,不提供扶助性的稳定住处,城市政府尚没有建造以下层流动人员为扶助对象的公营住宅或居住生活援助设施。我们也没有发现类似于近代中国城市中曾经存在过的、旨在帮助同乡建立城市生活的“同乡会馆”等民间机构。

    但我们发现了几家为流浪人员提供生活帮助的民间机构,它们有的作为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日常的生活援助,或以注册企业形式,招募流浪者并为他们重返社会提供培训等服务。不过,这样的机构目前数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运行也受到制度的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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