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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夜雨十年灯

2017年07月05日 15:52:33 来源: 新华网

    夏至这天,收到了庞利民先生寄来的《晋商与徽商》一书,上下两卷,洋洋90万言,资料翔实,有史学价值,行文流畅优美、易读耐读,附有大量图片,具有历史厚重感。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冲刷掉了尘埃,那段叱咤风云而又令人扼腕叹息的往昔岁月,露出本来的样子,清晰而立体。

    晋商与徽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著名商帮。在明清时期,我国以地域划分的十大商帮是:晋商、徽商、秦商、鲁商、闽商、粤商、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名列第一和第二。晋商称雄达500年之久,尤其是山西票号,汇通天下,利倾九州,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徽商历经300余年辉煌,创造了“无徽不成镇”,上交天子、下接显贵,在中国商界的繁荣景象。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清王朝的消亡,两大商帮相继走向衰败,最后成为历史的一声叹息。

    研究的是历史,传播的是文化

    徽州大地,层峦叠嶂,河流如织;山西东倚太行,西临黄河、南接中原、北通大漠。两地地少人稠,缺吃少穿,是晋商和徽商做生意的原动力。庞利民先生以两大商帮的兴起、发展、鼎盛、衰落历程为主线,通过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探究其兴衰沉浮的事实真相和深层原因,挖掘历史积淀的贾道智慧和经验教训,串起晋商与徽商背后的地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家庭的点点珠玑。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的官员、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曾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则是山西的别称。可见那时徽商与晋商已经闻名全国了。

    山西与徽州,一个在黄河以北,北接内蒙古高原;一个在长江以南,南邻江西、浙江。一北一南,相隔万水千山,但在明清都产生了闻名全国的重要商帮。这是什么原因使然?

    庞利民先生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和抽丝剥茧的深入分析,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当中,让商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被几百年后的我们认真阅读。

    与常规的史学著作不同的是,该书以流畅细腻的笔触,引领读者神游三晋大地和徽州六邑,领略两地人文习俗和美丽风情,感悟蕴集于两大商帮、至今薪火不息的传统文化和精神真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美丽厚重的徽州山水和徽州文化孕育了徽商的独特个性。价值观犹如水面下的冰山,是隐形的,冰山之上显露出的则是文化、建筑等一系列的差异。徽商“贾而好儒”,尊尚朱熹,与晋商尊崇关羽不同,因此徽州不少商人致富后,身兼商、儒、仕。很多徽商本身就是鸿儒、诗人、画家、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收藏家,他们重视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建设书院、藏书修志成为他们跳出商贾之家,成为簪缨之族的路径选择。

    和徽商穷其一生,只为摆脱商贾身份的宿命不同,晋商安于商人身份,只在驼铃帆影间寻找人生的真谛,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赴边疆,重商甚于重儒。

    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了晋商独有的经商哲学。此后的晋商,数百年来,只为逐为商之义理,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冥冥之中,庞利民先生有晋商颇有渊源。庞利民先生的家乡万荣县通化村地处河东大地,距盐池较近。明清晋商亦是自此而兴。他的曾祖曾在故里借了东家1000银元而开设字号为“新兴诚”的商铺,在汾南一带小有名气。后因日寇侵华,商铺遭抢倒闭,无力偿还,本家连本带利一并免除。庞先生的父亲每当说起这段往事总是身怀感佩,不忘厚恩。晋商的抱团、忠义、勤俭、诚信文化,值得今人借鉴和体会。

    浮出历史地表的他们

    自《史记》之后,对于商人,正史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撰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清代,晋商控制了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的晋商仅一人而已。

    晋商与徽商,行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或疾行,或奉谀,或踟蹰,或彷徨,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也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有过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历史的夜空中,无论是乾隆七下江南的豪华排场,还是《扬州画舫录》描绘的声色犬马,徽州商人永远是站在一旁的配角,与权力中心不远不近。在所有的历史时刻,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就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然而,几百年来,他们也日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一杯茶,一勺盐,到一匹布,一块铁……

    《晋商与徽商》一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晋商河东八家、晋中九氏、雁北二户、票号四经理和徽商程君房、张小泉、赵吉士、王致和、马氏二兄弟、江春、胡学梓、胡雪岩等数十人。让被时间淹没的商人们浮出历史地表,再现了他们的创业之路的筚路蓝缕与浮沉兴衰。时间远去了,而精神永存,触手可及,原来他们并未走远。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是徽州女人与山西婆姨。在程朱理学、“三从四德”理念的笼罩下,她们作为商人之妻,只能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克勤克俭,把个人放低到尘埃里,“她们牺牲了自己一生所能牺牲的一切,直至生命”。庞利民先生以一颗赤子之心,感同身受地写道:“笔者深深地为先母们的事迹所感染,常常饱含热泪,激情不已,越写越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庞利民先生只身行走在三晋大地、徽州六邑,断片残垣,抚今追昔,在感慨物换星移的同时,花了大量篇幅探究兴盛于明清两代的晋商与徽商最终走向衰败的内外原因。

    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写道:“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晋商与徽商因势而起,失势而衰。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寻租空间,也就是庞利民先生分析的外因大于内因。

    相比徽商的衰败,晋商在清朝末年通过一系列经营管理、企业文化的创新,将其繁荣延续了数十年。徽商大量使用宗族人员,晋商则“避亲用乡”,规定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重金聘用经理(掌柜),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经理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经理的报酬视业绩而定;实行身股,凡是在票号中的掌柜、伙计,可以以劳动力顶股,参与分红。这些管理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所有生产要素中,以人为核心要素。

    晋商的选人用人之道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有可借鉴之处。晋商票号的兴盛,与其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密不可分,东家对掌柜充分授权,因此有乔致庸礼遇阎维藩、曹财东用人不疑的佳话。庞利民先生从家教家规、号章号规、培训学徒等多个方面展示了晋商的人力资源管理精髓,传承了中华商贾文化。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多少个日夜,庞利民先生只身闯进历史的迷雾,上下求索,一探究竟。正如他在后记中写道:“躲进书斋,阅读写作,舞文弄墨,闹中取静,静中得乐,与明清两代晋商、徽商神交,怡然自得,自得其乐,乐不回头。”庞利民先生以笔为蒿,兴尽晚回舟,历经十载,增删三次,终成正果,令人钦佩。(庄晓玮) 

[责任编辑: 戚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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