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郭晨 赵金正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安徽宿州符离镇因北有离山、地产符草而得名，宿州方言中“离离”意为“茂盛”，而“符草”则是当地特产野草。16岁的少年白居易，站在离山之上，放眼风吹过的茫茫草地，写下《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旷世名作。自此，宿州大地上的萋萋芳草、汴水河畔的云与月，也成了白居易一生诗句的注脚。
汴水灵风拂面来，吹起书卷的墨香。今年5月，首届白居易诗词大会在《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诞生地安徽宿州举办。当孩童们再度吟诵起白居易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一场跨越时空的诗宴，让人们再次走近白居易诗念苍生、乐天知命的一生，也让更多人看见这座皖北古城汴水烟波、楚汉风云的千古风貌。
“诗魔”一生的注脚
在大唐的烟雨里，有一段被诗行浸透的邂逅——少年白居易在宿州符离的汴水河畔，遇见了让他钟情的女子湘灵。那年她15岁，皎若朝霞，常在月下为他轻歌曼舞；他19岁，以《邻女》诗悄悄描摹“娉婷十五胜天仙”的心动。
如今，当我们行至离山之上，茂盛而坚韧的符草铺满了山坡，随风恣意摇曳，发出轻轻的沙沙声，似是一位老者缓缓讲述着千年前那段羁绊白居易一生的故事。
唐建中三年（782年），时年11岁的白居易因战乱随父白季庚迁居至符离。在离山南麓的濉水之畔，白居易故居东林草堂便坐落于此。白居易不仅在此度过了少年时诗笔初萌、情窦初开的美好时光，也让这位少年感受到乱世跌宕、情深缘浅的人生无奈。
在符离的日子里，才华初现的白居易常教湘灵识字、读诗，女孩则为少年诉说着当地的风土人情，两人情愫渐浓。然而，门第枷锁沉重，封建社会中士族与平民之间的婚姻壁垒如山般难以逾越，这段美好的感情遭到白母的坚决反对。
贞元年间，白母为了拆散二人，在白季庚移官衢州时，就安排白居易离开符离随父求学。后来，白居易考中进士仍坚持非湘灵不娶，又遭到母亲无情拒绝。
“白居易和湘灵的故事，成为白居易一生诗歌的注脚。”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定广说，白居易属于唐代士人中结婚较晚的典型，他直到37岁才正式成婚，这一现象在“三十而立”的古代社会颇为罕见。“白居易对湘灵一直未能释怀的感情，可能是他晚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恨歌》是白居易最为震撼诗坛的巨作，虽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表，却暗含着自己与湘灵无果之恋的深切共鸣。在这首叙事长诗中，帝王之爱的华美与破碎，恰似诗人自身那段被门第阻隔的青春憾事——诗中“在天愿作比翼鸟”的誓言，实为诗人对理想爱情的投射，而“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浩叹，分明藏着他对湘灵“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的终身遗憾。当白居易描写杨贵妃“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的仙凡永隔时，笔锋浸透的正是自己中年与湘灵重逢时“少年离别老相逢”的物是人非。
帝王家的霓裳羽衣，终与符离的月光重叠，共同诉说着人间最普遍的无奈。玄宗失去江山美人的双重悲剧，与寒门诗人被礼教碾碎的纯真恋情，在诗行中完成了跨越阶层的共情，更让《长恨歌》超越了历史叙事的层面，最终化作大唐诗卷中最怅惘的一缕月光——照见才子的痴心，也照见时代对真情的残忍。
“从《长恨歌》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到《琵琶行》的‘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诗人对自己感情的映射和写照。”李定广说，白居易和湘灵的故事就是他与宿州渊源的核心，白居易在宿州前后生活了22年，在此写下近400首诗。“白居易一生中最怀念的地方就是自己青春成长之地宿州。”
符离少年 天下诗人
行走在东林草堂遗址内，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树下乘凉休憩，不时会有父母和孩童一起背诵《赋得古原草送别》。这位唐代大诗人的故事和诗歌，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坚毅的力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好诗从来不应由少数人独享，而是由大众共享的精神食粮。”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怀东表示，为了让老百姓读懂诗歌，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不再刻意追求词藻的华丽。“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居易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大众视角、百姓情结。”
《问刘十九》中“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家常画面，没有华丽辞藻，却洋溢着轻快温暖的色调与深厚的情谊，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冬日里邀友共饮的温暖；《钱塘湖春行》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清新笔触，让即使刚刚接触诗歌的孩童也能领略到西湖的盎然春意；《喜雨》中“圃旱忧葵堇，农旱忧禾菽。人各有所私，我旱忧松竹”，以质朴语言剖白对草木的关切，直白中透着天真的善意。
宋代《冷斋夜话》记载，白居易作诗必求老妪听懂，否则反复修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唐代时白居易的诗歌“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抄本中，白居易诗歌的手抄本数量仅次于佛经，足见其在民间的传播之广。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吴怀东说，白居易在当时已经是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下到百姓上到皇帝都是他的读者，特别是他著名的讽喻诗，不仅反映民生疾苦，更搭建了一座统治者了解民间的桥梁。
在黄土高坡的麦田里，白居易目睹烈日炙烤着农人的脊梁，写下“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字里行间满是对农民辛苦劳作的同情；在长安城的大街上，他用愤慨的文字记录下卖炭翁的千余斤炭被蛮横抢走，只换来“半匹红纱一丈绫”，揭露“宫市”制度的残忍与不公；看到在繁重赋税下艰难求生的农民，他写下“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谴责苛捐杂税对百姓生活的严重压榨……
“以诗歌为载体，白居易将百姓的疾苦反映给统治阶级，这也是他为后世所敬佩的重要一点。”李定广说，白居易深入民间的观察写作，饱含着他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白居易自身风格的形成与其少年时期在宿州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会长赵汗青介绍，白居易少年时亲历安史之乱后的民生凋敝，宿州作为漕运要道（汴河沿岸），百姓饱受赋税与劳役之苦。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埋下种子。
贞元元年（785年），藩镇李希烈叛乱波及宿州一带，白居易在《望月有感》诗中写道：“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反映出这段经历对其忧患意识的塑造作用。
扬州诗词协会副会长周冠钧表示，白居易在宿州所认识的人、所积累的学问、所付出的感情和所经历的唐朝社会的变化，为其人生观形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基调和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扎实的条件。
在符离期间，白居易结识刘翕习、张仲素、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5名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他们常以诗文唱和，并称“符离六子”。少年的友情，纯粹且无忧无虑。这段友谊成为他后来回忆中的珍贵片段，他们常常在山水间共赏美景，抑或在东林草堂中围坐谈论诗歌，尽情抒发少年的心气与抱负。这段充满诗书与美景的友情，也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
白居易在宿州的生活虽非其人生巅峰期，但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其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与民生关怀的取向。符离的田园风光、战乱记忆与交游网络，均为其创作提供了早期素材。“宿州作为白居易成长地，在其诗歌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赵汗青说。
诗韵千年汴水流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一首《长相思·汴水流》，重重叠叠的音韵与曲折蜿蜒的文字，让传承千年的诗歌和运河在白居易的笔下有了宿命般的相遇。
宿州符离依离山，接濉水，隋唐大运河古汴河穿流而过，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画卷，勾勒出符离宁静祥和、充满生机的田园风光。
如今的宿州，一条宽阔的河流平静地向东流淌、穿城而过，河道两岸也已经成为当地游人茶余饭后乘凉歇息的好去处，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开挖的大型人工河道——新汴河。不远处，则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汴河遗址。
千年前，出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隋朝以举国之力开凿大运河，最终形成了贯穿中国南北五大水系的庞大运河系统。其中，全长约650公里的古汴河自西向东贯穿河南、安徽与江苏三省，西经洛阳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东经长江、钱塘江连接海上丝绸之路。
“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兮万人利。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实所寄。”宋代诗人梅尧臣曾这样描写过古汴河。古汴河，逶迤千里，百舸争流，是当时的漕运要道。随着古汴河沿线经济繁荣发展，人口大量聚集，包括宿州在内的沿线城市逐渐兴起。尤其是唐中后期至北宋时期，宿州文化繁荣，商贾云集。
也是在这一时期，唐代和北宋时期的诗人们记录下了许多关于运河的名篇，他们生动质朴的笔墨，恰似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将运河两岸的风俗人情、历史沧桑凝于字里行间，让这条承载着南北文明的黄金水道，在诗行中焕发出大运河的浩浩荡荡，赋予了其诗歌浓郁的史诗特色。
然而，由于古汴河水源长期引自黄河，泥沙量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朝代的更迭，原有的河道逐渐干枯、荒废，并最终陷入了长久沉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唤醒了这条沉睡了近千年的古运河。
宿州曾长期遭受水灾困扰，20世纪60年代初，宿州计划修建一条长度突破120公里，涉及豫、皖、苏三省共15个县市的人工运河，由于新运河与古汴河走向基本一致，遂命名为新汴河。
1966年11月，新汴河一期工程的大幕，工人们经过三冬四春的艰苦奋斗，这条长约127公里的大型人工运河新汴河工程终于完成，并在建成半个世纪以来，默默保障着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和生命财产安全。
在新汴河北部的汴水之畔超算中心内，一台台超算设备正在全天候处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机房的水冷空调系统管道内，源自新汴河的市政自来水正在高效循环流动，为这座火热的超算中心降温。
“宿州市地处四省交界，中心选择落户在高新区，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具备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算力产业未来市场广阔。”宿州华瑞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中心副部长朱奎元说。如今，宿州高新区已聚集了超两千家企业，涵盖各类云计算、智能制造企业。
与此同时，近年来，宿州市持续推进新汴河航道整治、船闸等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新汴河航道即将连接洪泽湖、通达京杭大运河并最终入海。改造后的新汴河航道全线贯通后，预计年通过能力可达3000万吨，上连中原经济区，下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无缝对接，成为沟通东部地区的重要水运通道，构筑皖苏省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一环。
从千年前白居易诗中的“吴山点点愁”，到新时代新汴河畔奔涌的“数据浪潮”，昔日诗中的愁思与离恨，已化作今日飞速发展的自信与希望。
水袖翻飞处 犹闻楚歌声
“四面传来楚歌声……劝君王，轻装突围莫迟疑……”戏台上水袖翻飞间，英雄末路、美人诀别。泗州戏经典剧目《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凄婉唱腔与项羽的悲怆道白，在婉转的唱腔中将千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垓下决战娓娓道来，让楚汉争霸的千古绝唱穿越时空，在当代观众心头激荡起层层涟漪。
汴河之畔，白居易的诗歌吟咏声悠悠回荡，与宿州当地泗州戏那摄人心魄的“拉魂腔”交织在这片楚汉文化深刻浸润的城市。
“从大泽乡起义的烽火到垓下之战的硝烟，从霸王别姬的凄美到十面埋伏的谋略，宿州是楚汉相争的主战场和文化承载地。”宿州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赵彦志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带领九百戍卒在此揭竿而起。如今，当年陈胜点兵誓师的地方大泽乡起义遗址的涉故台，至今仍矗立在宿州大地上。站在这座高约7米的土台上，仿佛仍能听见两千多年前起兵时九百戍卒冲向云霄的“大楚兴、陈胜王”的呐喊。
“如果说大泽乡起义是楚汉风云的序曲，那么垓下之战无疑是这场历史大戏的最高潮。”赵彦志说，公元前202年，在今宿州市灵璧县东南部，刘邦率领的汉军与项羽的楚军展开了决定天下归属的终极对决。这场战役不仅终结了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更奠定了汉王朝400年的基业。
站在垓下古战场遗址高处远眺，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十面埋伏”的肃杀之气。该遗址如今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大量出土的青铜剑、箭镞等兵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场惨烈战役的细节。“在垓下以及周边广大区域发现的大量楚汉时期的古墓葬、古遗址，以及大量兵器，无疑是对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宏大战争的实物印证。”赵彦志说。
在垓下遗址不远处，灵璧县城东的虞姬墓静静地诉说着一个英雄美人的凄美故事。当项羽被汉军重重围困，面对“四面楚歌”的绝境时，他与爱妾虞姬的生死诀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悲剧场景之一。
虞姬墓前，“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的石碑历经风雨依然竖立。据传，虞姬自刎后，项羽带着她的部分衣冠继续突围，而灵璧便成了这位传奇女子的长眠之地。
隋代开凿大运河通济渠，便从虞姬墓北边东西穿过，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无数诗篇，苏轼的“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范成大的“刘项家人总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兮有墓田”等诗句，都在追忆这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今天的宿州，楚汉文化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宿州博物馆的楚汉文物专题展，通过实物、场景复原等方式，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各类楚汉文化节、楚汉文化主题演出等，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舞台上重获新生；而宿州梆子戏、泗州戏等地方戏曲中，《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经典剧目常演不衰。
宿州与楚汉文化的关系，犹如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英雄的豪情与智者的谋略。当我们站在垓下遗址远眺，或是在虞姬墓前沉思，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楚汉文化中的英雄气概、智慧谋略、忠贞爱情等元素，已经深深融入宿州的城市血脉。这座城市的风和物无时不在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那些人和事，这些历史记忆构成了这片土地中独特的文化标识。
诗笔为舟传递中华文明基因
将历史的钟摆拨转回唐朝时期，当载有白居易诗歌的船只返回日本时，这位颇受中国百姓推崇的大诗人或许从未想到，自己的诗歌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极具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唐代东亚文化圈深受白居易的影响。”李定广表示，从平民到宫廷，从国内到海外，白居易的作品不断影响着国际社会与文坛。
白居易一生中共撰写约3000篇作品，其中不少经日本遣唐使团等传播至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深受白居易文化影响，白居易诗歌被大量译成日文，成为日本汉学研究重要内容，文人墨客纷纷效仿白体诗。日本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中都曾引用白居易的诗句。
日本古典文学著作《源氏物语》中，多次借用白居易的诗歌。在《须磨》一回中，被流放的源氏公子在仲秋之夜望月思乡，吟诵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二千里外故人心”。日本编纂的唐诗名句选《千载佳句》中收录唐诗一千余联，其中白居易一人之诗就占了五百余联。另据日本《文德实录》记载，大约在9世纪初，白居易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并深受皇室和宫廷的喜爱。“至今，日本一些教科书里依然有选取白居易的诗歌。”李定广说。
白居易的文学影响力也传播到朝鲜半岛与东南亚地区。在朝鲜高丽时期，白居易的作品受到高度推崇；李朝时期，王室及士大夫阶层将白居易视为诗歌模范，广泛研习、模仿其作品；至今，韩国仍有众多白居易研究机构和团体。在越南、泰国等地，白居易诗歌也广受喜爱，越南将白居易诗歌编入教材，成为学习汉语的重要材料，泰国皇室成员也曾尝试翻译白居易的诗歌。
在近代的欧美地区，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中华传统文化开始被西方社会所熟知，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从19世纪末翟理斯的《古今诗选》到20世纪初韦利的《汉诗一百七十首》、宾纳的《群玉山头》，再到20世纪中叶葛瑞汉的《晚唐诗选》和雷克斯罗斯的《汉诗百首》，白居易深受西方翻译学者的追捧。“杜甫是儒家圣人，李白是道家仙人，而白居易则是人间凡人。”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晚唐诗选》中写道。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曾经高度评价过唐诗，他认为唐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歌，由此可见唐诗的影响力。”李定广说。
近年来，唐朝诗人们更是走出课本，走上银幕，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大使”。观众通过电影《妖猫传》中以魔幻叙事解构白居易诗歌，通过动画片《长安三万里》一窥唐朝诗人们的生活和历史变迁。
“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长安三万里》的这句台词，道出了诗歌作为中华文明基因密码的永恒价值。这些穿越千年时空的文化火种，正在以更加璀璨的姿态照亮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