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根据中央的精神，一贯要求必须注意政治思想、注意组织纪律。

    二机部的领导，也是根据中央的精神，第一个动作就是加强党对二机部的领导。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安排了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老区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是那位老领导的老部下。这位部长表面看来还算文雅，客气，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是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的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这位年轻人，也是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这位部长助手，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这个科学院里，风气不太对头。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同志们都互相称呼“钱公、李公……”，是互相尊重的意思。这位助手就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参加会议，这位老革命对他说：

    “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这位部长助理当时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是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几十年以后，已经开始逐步这样做了。但是，在当时，按照绝对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的原则进行思考，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既然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能够掉以轻心吗？     

    在号召干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些共产党员不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要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学习。但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一反常态，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王明曾经问过毛泽东：“知识分子总是意见多，难领导。可有什么好办法？”毛泽东回答说：“只有一个办法，两个字。”王明问：“哪两个字？”毛泽东说：“那就是：恐怖！”几十年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既要使用，又不放心，必要时就采取“恐怖”的手段。50多万“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影响几百万家庭成员，20多年以后再纷纷平反。几十年来，不止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极左的行动，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幼芽也就不断地遭受挫折。这不是一个人，是一种思想，长此以往，就培养了一批盲目服从、看风使舵的骨干分子。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说：

    “这些个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个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的批判是很严厉的。钱三强已经大难临头了！

    领导人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地下党活动；邓发将军亲自到法国与他谈话，安排他如何回避国民党，如何与党联系；毕业以后，他在法国已经是博士导师，有汽车、有洋房、有优厚的待遇，科学研究的条件也很好，他却毅然回到贫穷的祖国，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回国以后，国民党的要员热情欢迎，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默默地躲进清华大学埋头教书。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又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他仍然躲避不去。他是忠心拥护党的，怎么会反党？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      

    运动的结果，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

    钱三强的右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幸免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帽子虽然未戴，在有些领导人的大脑里仍然保留着钱三强有反党情绪、或者说有异端思想。这就给他今后的岁月，留下了一条不祥的祸根。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建国初期的朝气蓬勃，已经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下，加强了阶级斗争，形势开始变化了。    

    第二次批评 迎来沉重的灾难

    反右派运动，对钱三强是一次很大的震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在思想深处他没法完全接受。这些理论上的升级，阶级斗争的加强，使他感到突然和诧异。

    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没有精力和条件来思考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

    他想把政治丢在一边，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可是，政治这股旋风，总是来敲他的门，把他旋进去。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正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5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从1月到9月，二次抽调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充实到第一线。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责任。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积极推荐、张劲夫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调动了四分之一的精干力量支持二机部的需要，主持协作的有裴丽生、秦力生、谷羽。

    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在铀一235分离，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承担了责任。在钱三强领导下，钱皋韵组织科学院和冶金部研究机构，研究试制扩散分离膜。钱三强组织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论研究人员，埋头工作，为氢弹的研制作了很踏实的准备工作。     1961年钱三强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有力地加强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

    钱三强委托王方定制备强中子源，为原子弹的点火做好准备。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钱三强知人善用，工作相当紧张、相当繁重。经过了轰轰烈烈的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1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向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突然变得大胆了，勇敢了。

    1962年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发挥了个人的（也可能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意）独立思考，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第三天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错误开始升级，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重。有人认为，这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这种人，还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工作吗？      

    不仅如此，还有一条理由是：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是要害部门，这种人，决不能再留在二机部工作了。

    理由相当充分，决定把钱三强调出二机部，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这个计划当然也是经过那位老革命、老领导同意的。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早在前一年（1962年9月11日），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在全国人大办公厅访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伟同志，这位忠厚的长者，仍在忿忿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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