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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的这个计划，就没有能够实现。
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十分感激。周恩来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仍然保护钱三强这是很难得的，是了不起的。
大千世界变化无穷，下一步要演什么戏？当一位领袖变成了神，没有谁能够猜得透。满腔热血爱祖国的钱三强，没有精力考虑这些问题。他只有一个愿望：抓科学，把两弹一星搞上天，报效祖国。
第三次惩罚 最沉重的打击
对右派分子的教育、批判是要长期进行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政治挂帅，党要领导一切，这是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贯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
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更加难以忘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了，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两天后，l0月19日他便踏上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会、照了像，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来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花了一些智慧、经过细心研究的。那位老资格的副总理和二机部的领导人，当然是互相通了气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钱三强小心谨慎地取出一张老照片给我看。这张照片，就是他在乡下摄的。那是在河南信阳农村一个生产小队里，三间大屋子，四面墙壁由于烟熏火燎，是一片黑色。墙上挂着一把镰刀、一个斗篷，四壁皆空，一无所有。钱三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孤单、寂寞、凄凉，使人感到压抑，简直有点受不了。当《裂变之光》出版以后，国外的子女看到了这段文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禁不住潸然泪下。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老父亲临终也未能够见上一面。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这是多大的屈辱，多沉重地打击。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钱三强给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刘杰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
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自己与同志们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说来有点滑稽，在海外，新闻媒体一直把钱三强当作共产党培养的“铁杆”信徒。而共产党里边竟有一些领导人，却又这样的不信任、不尊重、任意地给他以折磨和屈辱。这是怎么一同事？
迟到的荣誉
1990年，张劲夫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大声呼吁“钱三强功不可没”。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在京逝世，终年79岁。
新华社在新闻里报道里称他是“深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杰出科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钱三强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在全国科技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忠心的爱戴……” [1]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