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未至，关于青年“半日闲”的休假安排，却变得莫衷一是。据4月23日《新闻晨报》报道，此前消息均称休假安排“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但国务院法制办工作人员明确表示，青年节放假半天的决定，法制办只是负责公文文书的往来答复，并不负责执行和监督。

    现在看来，此次休假安排出现的尴尬，其实是公共行政的尴尬。就像警察机构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机构保障公民起点公平一样，任何公共行政，都传递着相应的价值理念。而就休假安排本身而言，不论是国庆节，抑或劳动节，其对公共价值的表达已是当然之义。即以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放假而言，也都同样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互动中，表达一个民族相应的价值理念。至于五四青年节，系起源于上个世纪初那场反帝反封建以及追求“德”“赛”二先生的爱国运动，这样一种精神与价值，同样是不应被剥离与无视的。

    如果一种公共行政缺乏对公共价值的承载，必然沦为单纯的效率主义。这就像学者汪明候在其《危机与重建》一书中指出的，效率主义“把公共行政简约成技术，与量化的方法化，而对于有关公共生活的根本价值、目的、伦理、甚至理论，均缺乏反省”。此种情状，也反映出当下一些休假制度呈现的一种倾向。以前的“黄金周”安排，经济的概念取代了对公共价值的纪念。就五四而言，可以说上世纪初那些青年们的奋斗，决不只是为了给一个世纪后的青年谋取半天休假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体现青年对于民主与科学的不懈追求。

    公民的休假权应依法受到保障，但是纪念日毕竟不同于正常的每周休息日，它们有着必须的价值承载。与此同时，只有当纪念日仅仅具有“休假”的意义之时，它才必然因为休假权利分配的不公而受到争议，这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结果。其实，有关五四放假的年纪之争，说到底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即使上限扩张到60岁，满足所有自以为青年的人“半日闲”的放假需求，对于五四精神的价值追求与创造就自动实现了吗？而对于现在的青年来说，五四精神与休假权到底孰轻孰重？若五四精神之皮不存，五四放假之毛又将焉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历史与现实对公共行政怎样体现公共价值与公共品质的追询。（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