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的穷，富的富，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多了！”

    安徽阜南县方集镇北街村的李俊在上海打工已经三年，生于１９８１年的他算是二代农民工的典型，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在上海做室内精装修这样的技术活，每月收入两千元以上甚至更多。这些钱一大半是寄回家维持母亲、妻子以及一岁孩子的生活。“家里的地都淹了，基本上都改种树了。”李俊说。常常发水受灾使种地收入充满风险，全家的生活几乎都要靠他的打工收入。

    李俊在上海住在一个“基本上只够放个床”的“小窝”，位置就在虹桥机场飞机起落线的下方。“每当有飞机起降，轰鸣声震得心脏都难受”。他出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无论多远的活，他都只骑车而舍不得花钱坐车。

    与李俊的窘迫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老板，与他家同镇不同村的这位“远亲”已然是一位“打工中产”。去年她刚在上海曹宝路的好地段买下了一栋三室一厅的房子，一家５口定居上海。

    “打工里面的富人还真不少，我们那个镇有不少人打工当老板后都在城里买房安家了。”谈起别人的成功，李俊眼中满是羡慕。

    像李俊和他亲戚在打工中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上海一建筑工地打工的安徽太和县人何情告诉记者，他们村１００多人，有一半以上都在外面打工，但富的主要是２０多个在新疆做废品回收的，一个人一年能挣两万多；其他人都是在外面卖苦力，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算不错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农民工中有能力运气好的，出去打工一年能挣几万块，运气不好的只挣到几千元。”何情摇了摇头唉息道：“现在是穷的穷，富的富，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多了！”

　  贫富分化产生“裂痕效应”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农民工中打工打出了“名堂”的富人带动自己亲戚的例子数不胜数，他们创造出的财富对于乡邻起到了很强大的影响力，人们往往愿意跟着他们的“富亲戚”出去闯荡、打工，对于后者的财富和在城市日渐稳固的地位非常羡慕。

    不过，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也带来这个群体内部因金钱收入而产生的“裂痕”。“这个社会是高人配高人，矮人配矮人，农村有很多人有了钱看人都不可一视。”阜阳颍泉区村民王启印感叹道，“因为有钱，村干部对富人们另眼相看，选村干部都是他们一帮人，村里有什么大事干部也基本上只和这些富人商量，有什么好项目好政策也由他们优先享受。”

    对此，不少农民工也有同感：“有钱的什么都先人一步，在村里讲话有发言权，宅基地分配能多搞点，有的甚至超生了拿点钱就能摆平。而我们普通老农民根本就不受重视。”一些农民工认为，一部分人因富裕而在农村事务中享有更多的决策权，占有相对多的资源和便利，造成了新的不公，进而形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

    记者发现，贫富差距也让不少农民工在心理上处于自卑和无助的状态。３４岁的程荣健去年听说在无为县一个叫黑纱州的地方砍芦柴挣钱，砍一吨就能挣５０块。从没出去打过工的他于是和几个同乡一起到了那个小岛上砍芦柴。６个月下来，芦柴砍了一堆，钱却一分没拿到。上当受骗的程荣健发誓“农村再苦再穷都不出去打工了”。面对记者，他不停地埋怨自己“傻”，白白做了６个月的苦力。程荣健说，跟其他打工者相比，他常常感到混得太差，在村里没有地位不受重视。

    一些基层干部还表示，贫富差距不仅造成农民工个体心理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影响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建设。“最明显的就是一事一议，农村公益事业投入，有钱的拿几十元无所谓，而没钱的就是不愿意拿，造成很多公益事业没法建。”滁州市来安县相官村支部书记徐步华深有感触的说，“另外，由于农村的宗族影响，贫富分化也容易产生拉帮结派，不利于邻里和睦和农村社会和谐。”

    遏制农民工群体分化亟待“外力”引导

    面对农民工群体贫富分化的形势，一些处于底层的弱势农民工表示，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能力有限以及农村信息闭塞，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改变贫富差距。他们迫切希望借助政府“外力”，加强引导和政策扶持，帮助他们尽快摆脱穷困。

    “别人有能耐，我们也想学点能耐，但靠我们老农民自己哪行？”何情对记者说，像他这样靠苦力出去打工的农民最希望得到政府的培训和指导，“教我们学点技能，这样打工收入比卖苦力肯定要高。”对此，在福建打工的蚌埠市怀远县阚南乡村民刘为泓也表示赞同，“没有技术找工作很难，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稳定，老板想不要你就不要你。收入自然也不稳定。”

    采访中，农民工和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培训机制的缺失正是导致农民工打工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据了解，尽管目前针对农民工就业已经有一系列帮扶措施，如“阳光工程”、劳务输出公司、劳动服务站等各种组织，但总体来说覆盖面不够。以安徽省劳务输出大县来安为例，该县每年劳务输出约在１０万人以上，经过培训后输出的不到一半。“收入的差异最主要是由技术差异导致的。”来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甄长青说，“但现行的经济条件、师资条件使得技术培训根本无法覆盖到每一个农民工身上，在技术工种上也只能培训一些‘通用工’，即电焊、车床、缝纫、汽修等，高级技工在县一级根本没有培训条件。农民工凭这些‘通用工’的技术功底，要提高收入水平、实现打工致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保障基本生活。而这也为长期从事专业技术的‘工头’先富起来打下了基础。”

    另外，这些培训中只有少部分是政府免费组织的，大部分需要农民工自己掏钱，这也将很多财力有限的农民工挡在了门外。不少农民工表示，他们往往是心里知道技术培训好，但培训的费用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没有钱越不愿培训，越不培训越做不了挣钱多的工作。除了少部分组织别人打工的人，大部分农民工仍旧致不了富。

    “这些问题如果国家不调节、不帮扶，农民工之间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明显。”甄长青说。他建议，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大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记者 杨玉华、马姝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