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专题]记者谈"第二代农民工"

[视频专题]新华社记者谈"第二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你的身份是什么？

记者杨玉华、蔡敏

衣冠不整、头发蓬乱、肩扛编织袋、干着出卖体力的脏活累活……曾几何时，提起农民工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这些画面，农民工形象也一度被这样符号化的扭曲了。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城市化洗礼，今天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社会学家们指出，中国农民工经过十几、二十几年发展、积累后，更为成熟、更趋理智。

“双向流动”愈演愈烈

１５年前，２０多岁的李方义怀揣不到３００元离开安徽老家，辗转到江浙等地打工讨生活；１５年后的今天，这位昔日的打工仔开着私家车回到家乡，一次性投资４０００万元创办了一家羽绒厂，俨然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像李方义这样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的农民工如今渐成一股新潮流！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千军万马往外涌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潮正出现“回流”，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工在产业梯度转移的推动下，携带着外出打工淘来的“第一桶金”返乡创业，创造了劳务经济新的增长点。

李方义原本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萧山经营一家羽绒厂，然而，随着当地产业政策的调整，当地开始采取经济手段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仅土地价格一项就涨到每亩３０万元。而在他的家乡，当地政府为了鼓励返乡农民创业，每亩土地仅为几万元，加上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显然在家乡创业更有钱赚。

在安徽省传统的民工输出大县无为，４０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已有１万多人像李方义一样回流。他们把从沿海学到的技术、投资理念及积累下的资金带回家乡，独资或参股兴办起１２００多家纺织服装、医药化工、电线电缆等企业，年税收３．８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６７％。而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公布的数据，全国约２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中已经有近５００万农民工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

李方义正是中国民工潮从单向涌入城市到城乡双向流动的一个缩影。无为县一位官员说：“我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单一的把多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吸引有实力的农民工回乡创业成为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全县发展的源动力。”

从“打短工”到“打长工”

“三六九，往外走”、“七不走、八不归”，以往很多民工出行都受到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造成铁路客流单双日严重不均衡，客流高峰明显。而今年，在全国五大农民工源头地之一的阜阳站，

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阜阳站的客流从正月初五开始一直持续小高峰，“维持在五六万人左右”，每天略有小幅增长，以往阜阳“三六九”这样的客流高峰今年已经不明显了，民工择日出行的传统观念在淡化。

家住阜南县田集镇的陈志勇陪妻儿过完春节，便匆匆踏上回上海的火车，他要赶在初十前到单位报到上班。陈志勇说，如今很多农民工也像城里人一样把过年当成长假，放完假就要回单位上班了。因为签了劳动合同，就业都比较稳定了。不再像以前乱漂，今年到这儿打工明年到那打工。

根据安徽农村住户调查显示，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中“打短工”的越来越少，“打长工”的不断增加，农民工逐步走向稳定就业。

调查显示，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时间在半年以下的比重逐年递减，由２００２年的２１．３４％迅速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８．３４％；而外出就业时间在１年至５年的比重则不断增长，由２００２年的超过２６％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超过３８％，２００６年估计会突破４０％。这表明，农民工稳定就业率不断上升。

从“卖苦力”到“拼智力”

家住安徽太和县的朱广玉今年４４岁，已经打了快３０年工的他现在最大的感受是“太累了，不想打了。”朱广玉可以算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代表，他在浙江温州一家货运公司打工，每天的工作就是上货下货。因为缺乏技术和知识，朱广玉只能靠在城市卖苦力为生，几十年的打工岁月熬坏了他原本健康的体魄，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

而同样在温州打工的朱广玉的女儿朱丽丽看起来比父亲轻松得多。年方１９岁的她带着闪亮的耳环、染着黄发、穿着靴子，跟城里的年轻女孩没什么两样。作为新生代的民工，他们已经不愿意像父辈那样“卖苦力”，“都愿意到厂里干点不太累人的技术活”。朱丽丽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装配一些电子仪器，在她看来，“这样的工作比父亲轻松体面得多。”

不断完善的各类农民工培训机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获得了职业技术培训，有了技术的他们也因此摆脱了“卖苦力”的命运，开始“拼智力”在谋生。２７岁的江苏农民工孙斌凭着计算机技术，如今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跃升为北京一家中型广告公司的管理者。在他看来，城市日渐宽松的环境已经打破了阶层界限，只要肯吃苦，农民工也可以“出人头地”。

▲“北京是我快乐的家”大型歌会上农民工朋友尽情飙歌

从城乡“两栖”到融入城市

人们曾用“两栖候鸟”来形容农民工“进不了城、脱不了乡”的不稳定生活。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成为了城市工人阶层的一部分，因此，将进城务工的农民转化为新市民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中国政府专门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采取措施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最终改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问题。不少城市也开始主动打破城乡壁垒，给予农民工同城待遇。

波希米亚发型，左丹奴围巾，时尚黑皮包，满口吴侬软语，如果不是自报家门，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眼前的赵磊是来自皖北的农民。

在上海嘉定唯明机电机械有限公司工作的赵磊算是农民工中的幸运儿。１４年前，她离开老家阜阳到沪打工。凭着聪明能干，她成为厂里的高级技工。厂里不仅与她签订了长期用工合同，而且还为她解决了一套五十多平米的房子。２００６年老板还特地为她办理了包括独生子女证、暂住证、医疗、养老、人身意外等综合保险。“有了这些，我儿子上学不用交借读费了；我看病能报销７０％的医疗费；老了也没有后顾之忧，５５岁退休后还可以每月拿到五六百元的养老费。”赵磊兴奋地说着。在上海这座人们眼中“排外”的大都市里，赵磊感到越来越有归属感。目前像赵磊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在中国约有２亿。

和赵磊一样，老家在安徽省利辛县中町镇板桥村的武庆侠，也越来越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６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到温州打工，丈夫开出租车，她经营一家杂货店，并在那里安家生子。今年，她第一次带着５岁的儿子返乡，这个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呆在城里的男孩虽然是安徽农村户口，却只会说带着温州口音的普通话。

“温州对外来人口政策比较宽松，我们的小孩跟温州城里的孩子一起上幼儿园，老师对他与城里孩子没什么两样。”武庆侠说。在温州时间一长，语言障碍没了，自己渐渐有了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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